王军(Wang Jun)，山东荣成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聊城大学英语系学士，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硕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对比语言学方向，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符号学等。研究内容涉及空符号、形体语言、复合名词、隐喻转喻、间接回指、韵律等。主持并完成两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主持并完成一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专著《英汉语篇间接回指》（商务印书馆，2013）、《衔接的认知语用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和《英语叙事篇章中间接互指释义的认知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在《语言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Semiotica、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Chinese Semiotic Studies等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八十余篇。目前担任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外国语言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大学艾科研究所学术顾问，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带头人，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 期刊主编。
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符号学。
研究内容涉及形体语言、复合名词、隐喻转喻、间接回指、韵律、空符号、多模态话语等。
“符号”及符号学研究散论
一、引言
Semiotics一词通常都被翻译成“符号学”，顾名思义，这是一门“对符号进行研究的学问”，而何为“符号”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对“符号”本身的认识，也涉及英汉翻译，甚至中西方思想认识差异的问题。
二、符号的复杂性
符号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符号的显性表达形式极其繁杂方面，如符号可以区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语言符号中有书写符号与语音符号；非语言符号中有指示符号、形体符号、音乐符号、文化符号，等等。Peirce（1958:5488）甚至认为，“整个宇宙充满着符号，即使它不是完全由符号组成的”。我们非常熟悉一般的标志符号，也能理解语言的符号属性，甚至可以接受形体语言符号，然而对于自然界甚至宇宙中也充满着符号的观点，恐怕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
其次，符号涉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其中的内容可以是意义、所指或关系。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内容中的每一个成分又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如意义可能是指存在于大脑中的抽象的概念，也可能是大脑对客观实体的直接反映；所指可能是某一单一的对象，也可能是某一大的范畴中所存在的具体的类别；而关系则更为复杂，可能涉及语义、语用、社会、文化、认知等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所有的符号活动都离不开人或有机体的参与，都需要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展开，因此，根据Peirce的符号观，“只有当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存在着三维关系才有符号性……任何初级有机体为了存活都对周围的物体进行选择或回避，这表明它与环境进行了符号的互动”。（胡壮麟2014：2）
第三，符号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人们对符号系统的认识的混乱方面，换句话说，就是张三所谈的符号和李四所谈的符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同一个认识层面上，尽管两个人都声称研究的是符号学。王铭玉（2004：5）在对符号学的学科划分进行讨论时提到了Eco的符号学学科分类体系，列举了诸如动物符号学、嗅觉符号学、触觉符号学、味觉符号学、医学符号学等近二十种不同的类别；还提到了李幼蒸从五个角度或轴心对符号学所做的学科分类，包括学科领域、机构活动方式、方法流派、分析层次以及研究风格。我们看到，尽管有一些符号学研究者会从符号学学科建构的宏观或者哲学角度对符号学进行综合讨论，但对于大多数从事符号学研究的学者而言，他们往往只是选择某一个相对具体的层面或视角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不关心或者只是偶尔涉及其他层面或视角下的研究，这就使得很多研究都是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进行，不同领域的研究或认识产生冲撞或对立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中西符号研究的差异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紧跟国际符号学研究的步伐，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符号学研究的队伍中来，不断充实和壮大这只研究队伍，非常需要厘清几个符号学“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基本认识问题。弄清楚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对符号学的某些误解。
1 中西符号观的差异
中国人的学术符号观受朴素符号观的影响极深。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主要的符号学思想基本上都是来自西方，所以我们言必称索绪尔或皮尔士。西方对符号的认识虽然也是以对显性的形式符号研究为起点，但即便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探索显性符号与所指意义之间的指称关系；而中国的符号观很大程度上都是停留在显性符号本身，虽然也会思考符号与意义的关系，但重心依然是落在显性的符号上。
中西符号观的差异还可以从符号学研究方法的引入方面显现出来。严志军、张杰（2010：141）认为，“在中国符号学者看来，符号学首先是一个方法论问题，符号学之所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研究符号的方法……符号学研究符号是尽可能多地发掘符号意义的多元……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西方符号学理论的方法论影响”。尽管中华历史文化中拥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但这些思想一则不成体系，二则缺乏方法论的支撑，而西方符号学方法论的核心正是对意义及关系的关注。在王铭玉（2016）所列举的13个“独具中国特色、占有得天独有优势、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比拟的符号学领域”中，大概除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以外，其他诸如易学符号学、名学符号学、训诂学符号学、汉字符号学、《文心雕龙》符号学等等，全都属于符号研究形义兼备、以形统义、形符为上的研究范式。如果以西方符号学作为参照标准，上述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研究只能算作是具有了朴素的符号学思想，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或方法论。
2 翻译所带来的误导
Semiotics通常都是翻译成“符号学”，而根据Wikipedia，“Semiotics (or semiology) i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the study of the meaning of language, signs and symbols”，其中sign和symbol也往往被翻译成“符号”，不同层级及不同类型的概念都用单一的一个词“符号”来表示，这自然会带来理解上的混乱。更为关键的是，汉语的“符号”一词更容易使人想到显性的符号标记本身，而“符号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却是与显性符号标记相连的“意义”。因此，如果把Semiotics翻译成“意指学”会更合适，因为在这个翻译中“意义”得到了突显，同时还能通过“指”来提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
学界对符号学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术语Semiosis的翻译也五花八门。根据余红兵（2014：106），对该术语的翻译至少有：“符号过程”“符号行为”“符号化”“符号化过程”“符号意指过程”等，每个特定的翻译都会带来特定的理解指向，而不同的翻译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通过深入分析Semiosis的实际涵义，余红兵最终把其翻译成“符号活动”，以便更好地突显该概念的本质属性，同时与其他相关概念及属性区别开来。
虽然术语也属于“符号”的一种，其意义在于该“符号”的所指，但是不恰当的“符号”表达形式很容易带来对其所指的误读，因此在对某些关键概念进行翻译表达时，需要译者尽量克服人们习惯上“望文生义”所可能产生的误解。
3对“意义”的片面理解
徐烈炯（1996：255）认为，“说汉语的人和说英语等其他语言的人对意义的理解不同”，他举例说：
（1）The sudden thaw means thatspring is here.
（2）He means trouble.
（3）Do you mean Miss Anne Smith or Miss Mary Smith?
（4）What does this sentence mean?
上述四句都是有关“意义”的，但中国人通常只认为（4）说的才是“意义”，“最关键的区别是我们觉得连指称也不是意义”。这种狭隘的“意义”观不但限制了中国人对Semantics的理解，也同样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Semiotics的理解。当今符号学研究的范围之所以如此之广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义关系的复杂性远超我们一般人对意义的理解的程度，连语义学对意义的理解也不足以涵盖符号学的意义观。
4 对符号研究升华的认知不够
西方人在Semiotics的研究中，不但早已从符号现象深入到符号的意义之中，还至少在三个层面上获得了对意义研究的升华：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从语言到非语言再到对万事万物的意义认识的升华，以及从语言学到哲学的升华。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三个层面的意义研究变化，中国的符号学认识和研究才能够真正与国际符号学研究接轨。
（1）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统一性，一个符号（sign）是由相互依存的“音响形象”（sound image或sound pattern）与“概念”（concept或thought）构成的，两者均为抽象的实体，是大脑对具体对象的概括性反映，具有心理属性。例如，“树”作为一个语言符号是由一个理想化的、唯一的“音响形象”与一个抽象的概念构成的，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然而，当任何一个人说出“树”这个词的时候，其“音响形象”就体现出了某种个性特征，就被具体化了，这个具体化了的声音就不再是索绪尔所说的signifier。事实上，索绪尔（2001：67）也注意到了sign（符号）这一术语所可能带来的歧义问题，因为在一般用语中，sign“仅被用来指音响形象本身”，而他所说的sign却是指能指与所指的集合。然而，无论是音响形象本身，还是能指和所指的集合，都属于抽象层面的因素，与中国人对“符号”一词的形象化理解完全不同。
索绪尔的能指所指关系也是一种结构关系的抽象，把各种符号关系高度概括为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索绪尔（2001：74-76）在讨论变体（variability）问题时指出，尽管符号（sign）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始终成立。无论是具体的符号和具体的所指对象都发生了变化，还是只有具体的符号或具体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其结果都只是演化出了不同的一一对应的能指与所指关系，不能理解成出现了多个能指对应一个所指，或一个能指对应多个所指的情况。每当人们试图挑战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一一对应关系的时候，往往都是从相对具体的层面展开的分析，未能抓住索绪尔思想的精髓。
具体与抽象都是相对而言的，某些所谓具体的概念本身也是抽象的（如“水果”相对于“食物”，或“苹果”相对于“水果”），只是抽象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索绪尔的符号观却是在各种具体指称关系基础上的最大程度的抽象。丁尔苏在2016年11月苏州大学举办的国际符号学研讨会上曾把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结构形象地描述为elegantly simple（既优雅又简洁），此话虽然有些调侃，但也体现出了一个具有重大价值的理论的核心特征。
如果说索绪尔的符号学仅仅关注语言，甚至是单词（而非复合词、派生词以及更大的组词结构），那么皮尔斯的符号学关注的则是命题（见郭鸿2004：4），侧重一般符号的逻辑功能，涉及的是比语言更为广泛的话题。在莫里斯（C. W. Morris）的符号学思想中，符号学被分成三个部分，即语构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与语用学（pragmatics），分别研究的是符号对符号的关系、符号对对象的关系以及符号对人类的关系，其中只有第一种关系相对具体，后两种都深入到意义及意义关系的较深层面之中。
（2）从语言到非语言再到对万事万物的意义关系的升华
王德胜等（1993：19）认为：“符号学是20世纪以来为人们所广泛研究又最具争议的一个研究领域。它是一门科学、一场运动、一种时尚或革命，或仅是一个纲领、一个学说？由于人们从不同角度出发研究各不同领域中的符号，因而得出了各不相同的回答……（人们）对于符号学的性质如何、它的疆界范围有多大、以及包含哪些内容等，又都有各不相同的看法”。符号学的发展一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似乎已经进入了所谓的“符号帝国主义”时期（郭鸿2003：10）；而另一方面，很多人又认为符号学研究目前危机重重，“空对空”的讨论泛滥，理论之间互不牵扯、各行其是，研究者的失望情绪在不断增加。针对符号学研究无所不包的研究状况，艾柯（1990:5）也曾警告说：“当一门学科把每种东西都界定成自己研究的对象，进而宣称自己关注整个宇宙时（因而舍此无他），乃是在玩着一种冒险的游戏”。
难道符号学真的是在玩一种“冒险的游戏”吗？其实并不竟然。
人们对符号学的研究最早始于哲学领域，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朴素的符号学思想，而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符号学与自然学和伦理学并列构成了人类的知识体系。（王铭玉2004：2-3）这时的符号学基本都还是以语言符号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探讨的是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对非语言符号的关注并不是太多。当英美哲学进入到二十世纪，语言学转向及实用主义的盛行，使得分析哲学开始成为哲学的主要关注对象，语言在哲学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在哲学之外，索绪尔对语言研究的思想真正促成了语言符号学的诞生。毋庸讳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但除此以外，人类的交往还需要依靠各种非语言的符号，而且非语言符号比之语言符号更加地繁杂，它们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构成了更加复杂的意义关系网络，于是很自然地，人们的研究视角开始从语言符号走向非语言符号，从对能指与所指的关注，发展到对代表物、对象和解释及其关系的研究，符号学开始逐渐走出语言学，开始研究“一切事物的意指作用”。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后来出现Sebeok的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N?th的生态符号学（Biosemiosis）、Rossi-Landi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MaxistSemiotics）、Ponzio & Petrilli的符号伦理学（Semioethics）也就不足为奇了。
符号研究的泛化是人们对意义真谛不懈追求的结果，符号学为人们打开了一扇广泛深入探究生命存在价值的大门。我们虽然不可能研究世间的每一种现象，但我们可以对大多数、甚至所有的现象进行综合的、抽象的、哲学层面的思考，这正是一部分理论符号学家或者哲学家所进行的工作。正是在他们研究工作的启发下，无数学科领域的符号学研究才有可能发展兴旺起来，符号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及社会价值才不断显现出来。符号学研究中真正危险的不是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围有多广，这个学科中涵盖的问题有多多，而是作为一名符号学研究者，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具体、明确、稳定的研究定位，总是在不停地追随所谓前沿的符号学研究方向，在纷繁复杂的符号学研究大潮中迷失自我。赵毅衡（2012：11）在谈到符号学在中国发展出许多“半文科”的科目（如经济、营销、设计、商标等）时认为，由于符号学在中国属于人文学科，因此对符号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必须在某个地方打住”，因为很多内容“不是人文社科的符号研究所能处理的”。王铭玉（2013：13）面对符号学研究对象的广博性，认为不应该去“寻求符号学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确定位，而是（要）立足于语言符号学”展开研究，使用符号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来对语言进行阐释。因此我们认为，对符号学的研究一定要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展开，这个范围可能是人文社科领域，可能是一直以来自己所从事的语言、传媒或文艺研究等领域。跨领域、跨学科的思维非常必要，在其他领域或学科汲取新鲜的知识也很有必要，但坚守既有的学科领域会更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
（3）从语言学到哲学的升华
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当多的研究者都是从单纯的语言研究转到符号学研究上来的，这显然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语言学在中国始终是符号学最重要的基地，也是中国学者做出最多成绩的领域”（赵毅衡2012：10）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的人员构成也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因为其中大多数成员都是来自国内语言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英语、俄语和汉语等语种。除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研究特色以外，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研究领域相对比较具体，如对汉字符号、艺术符号、传播符号等的研究。即便是一些进行理论符号学研究的尝试，也往往把自己限定在语言符号的层面（如王铭玉、丁尔苏、杨习良、陈勇等的研究），或者从宏观层面上对符号知识进行通俗的普及推广。（详见赵毅衡2012：10）然而，反观西方的符号学研究，许多国际知名的符号学学者都是从泛符号论的视角对符号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近些年来，国内高校邀请到很多国际知名的符号学专家前来参会、讲学或进行其他形式的交流，如J. Deely、A. Ponzio、S. Petrilli、T. Jappy、G. Sonesson，J. Liszka等，他们要么具有哲学或语言哲学研究的背景，要么致力于符号学理论方面的探索，其广博的知识与对语言及符号哲学问题的思考在让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者大开眼界的同时，也让许多人产生了困惑，感叹符号学研究边界的无限广阔，感叹符号学研究内容的繁杂不定。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需要认清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如前所述，中国的学者很多来自语言学研究领域，其对符号学的研究也往往是从语言符号出发，对偏离语言符号的更广泛的一般符号研究往往持警惕的态度；而西方符号学者很多来自哲学专业，或者符号学专业，而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极少。此外，对符号意义的阐释无论最初来自何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符号的内涵与外延自然就会不断扩大，从更为抽象的或者说哲学的层面讨论符号就会成为必然。因此，西方符号学研究的哲学倾向，一方面表明当今西方哲学对语言及符号学研究比较重视，另一方面显示人们已经从对语言符号的关注扩展到了对非语言符号及“万事万物”的关注，而这种探索倾向本身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属性。
四、结语
厘清中西符号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差异，并非是为了全方位地向西方符号学靠拢，一切以西方符号学研究之马首是瞻，而是要更清楚看到我们自己研究的基本状况，找准自己的研究定位，其中既涉及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有我们应该引以为自豪的长处。我们对符号的意义及关系的探究还不够深入，理论的升华或构建也还远远不够；但我们已经在汉字符号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传媒符号研究领域也独树一帜，俄罗斯符号学的研究也非常引人注目。总之，只要我们带着一种开放的心态，虚心学习和接受国外最新的符号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然后脚踏实地做好适合自身特点的研究工作，中国的符号学研究一定会有更加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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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课程：
综合英语（三、四年级）；普通语言学（三年级）；对比语言学（三年级）；英文写作（二、三年级）；
外报外刊（三年级）；英语国家概况（三年级）；
研究生（硕士及博士）课程：
普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前沿研究、认知功能语言学、语言与认知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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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英语禁忌词在逆向性搭配中的语法化动因和机制”，《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0（1）：18-25.(刘佳、王军）
72. “从语义关联层面看汉语的时间性特质”，《外国语》2020（4）：44-52.
73. “汉字的符号指称功能--以‘虫二’为例”，《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0（3）：16-21.
74.“从空符号的特点看文学的艺术性”，《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0（5）：1-10.
75.“认知语法视角下‘要’的语法化和主观化”，《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20（4）：33-39（周影星、王军）.
76.“关于名动优先的历时分析”，《外语教学》2021（2）：7-12.（赵晨宇、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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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The tenacity of culture as re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color term Qing, 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 2022(4) (Wang Jun, Guan Cheng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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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汉英语逆向性搭配对比分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2（6）：19-31.
82. “抗疫中战争隐喻的符号叙述学特征”，《语言与符号》2023（第10辑）：28-39.
83. “基于近邻聚类的词汇相似度测量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4（1）：32-39. （汤慧桃、王军）
84. “基于语义韵强度算法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语料库语言学》2024（21辑）：87-102. （汤慧桃、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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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论语言空符号的张力”，《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25（4）：83-89.
专著：
《衔接的认知语用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年
《英汉语篇间接回指》，商务印书馆，2013年
《英语叙事篇章中间接回指释义的认知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
项目：
1. 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汉语篇回指的功能语用对比研究” （05BYY036），第二责任人。
2. 2005年，江苏省教育厅社科基金项目“名词性指称词语功能新论”（SK104505），主持人，已结项。
3. 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汉语篇间接回指对比研究”（07BYY008），主持人，已结项。
4. 2012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模糊照应的功能认知研究”（12YYB004），主持人，已结项。
5.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概念匹配、释义与连通的衔接功能语用研究”（13BYY149），主持人，已结项，等级优秀。
6. 2018年，名城名校—语言与符号学研究团队，经费80万，项目负责人。
7. 2020年，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重点项目“汉语符号意指系统研究”（20SWA-01），主持人。
8. 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空符号视域下语言的空性研究”（23FYYB017），主持人。
博士研究生招生方向：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言符号学
博士生：王劼 李维滨 周小涛 刘晓环 刘佳 王小平 李想 胡纯 柳超健 曹俊雯 林雪皎 魏笑阳 关承惠
王军(Wang Jun)，山东荣成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聊城大学英语系学士，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硕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对比语言学方向，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符号学等。研究内容涉及空符号、形体语言、复合名词、隐喻转喻、间接回指、韵律等。主持并完成两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主持并完成一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专著《英汉语篇间接回指》（商务印书馆，2013）、《衔接的认知语用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和《英语叙事篇章中间接互指释义的认知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在《语言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Semiotica、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Chinese Semiotic Studies等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八十余篇。目前担任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外国语言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大学艾科研究所学术顾问，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带头人，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 期刊主编。
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符号学。
研究内容涉及形体语言、复合名词、隐喻转喻、间接回指、韵律、空符号、多模态话语等。
“符号”及符号学研究散论
一、引言
Semiotics一词通常都被翻译成“符号学”，顾名思义，这是一门“对符号进行研究的学问”，而何为“符号”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对“符号”本身的认识，也涉及英汉翻译，甚至中西方思想认识差异的问题。
二、符号的复杂性
符号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符号的显性表达形式极其繁杂方面，如符号可以区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语言符号中有书写符号与语音符号；非语言符号中有指示符号、形体符号、音乐符号、文化符号，等等。Peirce（1958:5488）甚至认为，“整个宇宙充满着符号，即使它不是完全由符号组成的”。我们非常熟悉一般的标志符号，也能理解语言的符号属性，甚至可以接受形体语言符号，然而对于自然界甚至宇宙中也充满着符号的观点，恐怕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
其次，符号涉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其中的内容可以是意义、所指或关系。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内容中的每一个成分又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如意义可能是指存在于大脑中的抽象的概念，也可能是大脑对客观实体的直接反映；所指可能是某一单一的对象，也可能是某一大的范畴中所存在的具体的类别；而关系则更为复杂，可能涉及语义、语用、社会、文化、认知等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所有的符号活动都离不开人或有机体的参与，都需要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展开，因此，根据Peirce的符号观，“只有当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存在着三维关系才有符号性……任何初级有机体为了存活都对周围的物体进行选择或回避，这表明它与环境进行了符号的互动”。（胡壮麟2014：2）
第三，符号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人们对符号系统的认识的混乱方面，换句话说，就是张三所谈的符号和李四所谈的符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同一个认识层面上，尽管两个人都声称研究的是符号学。王铭玉（2004：5）在对符号学的学科划分进行讨论时提到了Eco的符号学学科分类体系，列举了诸如动物符号学、嗅觉符号学、触觉符号学、味觉符号学、医学符号学等近二十种不同的类别；还提到了李幼蒸从五个角度或轴心对符号学所做的学科分类，包括学科领域、机构活动方式、方法流派、分析层次以及研究风格。我们看到，尽管有一些符号学研究者会从符号学学科建构的宏观或者哲学角度对符号学进行综合讨论，但对于大多数从事符号学研究的学者而言，他们往往只是选择某一个相对具体的层面或视角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不关心或者只是偶尔涉及其他层面或视角下的研究，这就使得很多研究都是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进行，不同领域的研究或认识产生冲撞或对立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中西符号研究的差异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紧跟国际符号学研究的步伐，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符号学研究的队伍中来，不断充实和壮大这只研究队伍，非常需要厘清几个符号学“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基本认识问题。弄清楚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对符号学的某些误解。
1 中西符号观的差异
中国人的学术符号观受朴素符号观的影响极深。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主要的符号学思想基本上都是来自西方，所以我们言必称索绪尔或皮尔士。西方对符号的认识虽然也是以对显性的形式符号研究为起点，但即便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探索显性符号与所指意义之间的指称关系；而中国的符号观很大程度上都是停留在显性符号本身，虽然也会思考符号与意义的关系，但重心依然是落在显性的符号上。
中西符号观的差异还可以从符号学研究方法的引入方面显现出来。严志军、张杰（2010：141）认为，“在中国符号学者看来，符号学首先是一个方法论问题，符号学之所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研究符号的方法……符号学研究符号是尽可能多地发掘符号意义的多元……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西方符号学理论的方法论影响”。尽管中华历史文化中拥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但这些思想一则不成体系，二则缺乏方法论的支撑，而西方符号学方法论的核心正是对意义及关系的关注。在王铭玉（2016）所列举的13个“独具中国特色、占有得天独有优势、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比拟的符号学领域”中，大概除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以外，其他诸如易学符号学、名学符号学、训诂学符号学、汉字符号学、《文心雕龙》符号学等等，全都属于符号研究形义兼备、以形统义、形符为上的研究范式。如果以西方符号学作为参照标准，上述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研究只能算作是具有了朴素的符号学思想，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或方法论。
2 翻译所带来的误导
Semiotics通常都是翻译成“符号学”，而根据Wikipedia，“Semiotics (or semiology) i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the study of the meaning of language, signs and symbols”，其中sign和symbol也往往被翻译成“符号”，不同层级及不同类型的概念都用单一的一个词“符号”来表示，这自然会带来理解上的混乱。更为关键的是，汉语的“符号”一词更容易使人想到显性的符号标记本身，而“符号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却是与显性符号标记相连的“意义”。因此，如果把Semiotics翻译成“意指学”会更合适，因为在这个翻译中“意义”得到了突显，同时还能通过“指”来提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
学界对符号学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术语Semiosis的翻译也五花八门。根据余红兵（2014：106），对该术语的翻译至少有：“符号过程”“符号行为”“符号化”“符号化过程”“符号意指过程”等，每个特定的翻译都会带来特定的理解指向，而不同的翻译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通过深入分析Semiosis的实际涵义，余红兵最终把其翻译成“符号活动”，以便更好地突显该概念的本质属性，同时与其他相关概念及属性区别开来。
虽然术语也属于“符号”的一种，其意义在于该“符号”的所指，但是不恰当的“符号”表达形式很容易带来对其所指的误读，因此在对某些关键概念进行翻译表达时，需要译者尽量克服人们习惯上“望文生义”所可能产生的误解。
3对“意义”的片面理解
徐烈炯（1996：255）认为，“说汉语的人和说英语等其他语言的人对意义的理解不同”，他举例说：
（1）The sudden thaw means thatspring is here.
（2）He means trouble.
（3）Do you mean Miss Anne Smith or Miss Mary Smith?
（4）What does this sentence mean?
上述四句都是有关“意义”的，但中国人通常只认为（4）说的才是“意义”，“最关键的区别是我们觉得连指称也不是意义”。这种狭隘的“意义”观不但限制了中国人对Semantics的理解，也同样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Semiotics的理解。当今符号学研究的范围之所以如此之广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义关系的复杂性远超我们一般人对意义的理解的程度，连语义学对意义的理解也不足以涵盖符号学的意义观。
4 对符号研究升华的认知不够
西方人在Semiotics的研究中，不但早已从符号现象深入到符号的意义之中，还至少在三个层面上获得了对意义研究的升华：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从语言到非语言再到对万事万物的意义认识的升华，以及从语言学到哲学的升华。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三个层面的意义研究变化，中国的符号学认识和研究才能够真正与国际符号学研究接轨。
（1）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统一性，一个符号（sign）是由相互依存的“音响形象”（sound image或sound pattern）与“概念”（concept或thought）构成的，两者均为抽象的实体，是大脑对具体对象的概括性反映，具有心理属性。例如，“树”作为一个语言符号是由一个理想化的、唯一的“音响形象”与一个抽象的概念构成的，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然而，当任何一个人说出“树”这个词的时候，其“音响形象”就体现出了某种个性特征，就被具体化了，这个具体化了的声音就不再是索绪尔所说的signifier。事实上，索绪尔（2001：67）也注意到了sign（符号）这一术语所可能带来的歧义问题，因为在一般用语中，sign“仅被用来指音响形象本身”，而他所说的sign却是指能指与所指的集合。然而，无论是音响形象本身，还是能指和所指的集合，都属于抽象层面的因素，与中国人对“符号”一词的形象化理解完全不同。
索绪尔的能指所指关系也是一种结构关系的抽象，把各种符号关系高度概括为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索绪尔（2001：74-76）在讨论变体（variability）问题时指出，尽管符号（sign）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始终成立。无论是具体的符号和具体的所指对象都发生了变化，还是只有具体的符号或具体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其结果都只是演化出了不同的一一对应的能指与所指关系，不能理解成出现了多个能指对应一个所指，或一个能指对应多个所指的情况。每当人们试图挑战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一一对应关系的时候，往往都是从相对具体的层面展开的分析，未能抓住索绪尔思想的精髓。
具体与抽象都是相对而言的，某些所谓具体的概念本身也是抽象的（如“水果”相对于“食物”，或“苹果”相对于“水果”），只是抽象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索绪尔的符号观却是在各种具体指称关系基础上的最大程度的抽象。丁尔苏在2016年11月苏州大学举办的国际符号学研讨会上曾把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结构形象地描述为elegantly simple（既优雅又简洁），此话虽然有些调侃，但也体现出了一个具有重大价值的理论的核心特征。
如果说索绪尔的符号学仅仅关注语言，甚至是单词（而非复合词、派生词以及更大的组词结构），那么皮尔斯的符号学关注的则是命题（见郭鸿2004：4），侧重一般符号的逻辑功能，涉及的是比语言更为广泛的话题。在莫里斯（C. W. Morris）的符号学思想中，符号学被分成三个部分，即语构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与语用学（pragmatics），分别研究的是符号对符号的关系、符号对对象的关系以及符号对人类的关系，其中只有第一种关系相对具体，后两种都深入到意义及意义关系的较深层面之中。
（2）从语言到非语言再到对万事万物的意义关系的升华
王德胜等（1993：19）认为：“符号学是20世纪以来为人们所广泛研究又最具争议的一个研究领域。它是一门科学、一场运动、一种时尚或革命，或仅是一个纲领、一个学说？由于人们从不同角度出发研究各不同领域中的符号，因而得出了各不相同的回答……（人们）对于符号学的性质如何、它的疆界范围有多大、以及包含哪些内容等，又都有各不相同的看法”。符号学的发展一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似乎已经进入了所谓的“符号帝国主义”时期（郭鸿2003：10）；而另一方面，很多人又认为符号学研究目前危机重重，“空对空”的讨论泛滥，理论之间互不牵扯、各行其是，研究者的失望情绪在不断增加。针对符号学研究无所不包的研究状况，艾柯（1990:5）也曾警告说：“当一门学科把每种东西都界定成自己研究的对象，进而宣称自己关注整个宇宙时（因而舍此无他），乃是在玩着一种冒险的游戏”。
难道符号学真的是在玩一种“冒险的游戏”吗？其实并不竟然。
人们对符号学的研究最早始于哲学领域，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朴素的符号学思想，而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符号学与自然学和伦理学并列构成了人类的知识体系。（王铭玉2004：2-3）这时的符号学基本都还是以语言符号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探讨的是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对非语言符号的关注并不是太多。当英美哲学进入到二十世纪，语言学转向及实用主义的盛行，使得分析哲学开始成为哲学的主要关注对象，语言在哲学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在哲学之外，索绪尔对语言研究的思想真正促成了语言符号学的诞生。毋庸讳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但除此以外，人类的交往还需要依靠各种非语言的符号，而且非语言符号比之语言符号更加地繁杂，它们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构成了更加复杂的意义关系网络，于是很自然地，人们的研究视角开始从语言符号走向非语言符号，从对能指与所指的关注，发展到对代表物、对象和解释及其关系的研究，符号学开始逐渐走出语言学，开始研究“一切事物的意指作用”。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后来出现Sebeok的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N?th的生态符号学（Biosemiosis）、Rossi-Landi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MaxistSemiotics）、Ponzio & Petrilli的符号伦理学（Semioethics）也就不足为奇了。
符号研究的泛化是人们对意义真谛不懈追求的结果，符号学为人们打开了一扇广泛深入探究生命存在价值的大门。我们虽然不可能研究世间的每一种现象，但我们可以对大多数、甚至所有的现象进行综合的、抽象的、哲学层面的思考，这正是一部分理论符号学家或者哲学家所进行的工作。正是在他们研究工作的启发下，无数学科领域的符号学研究才有可能发展兴旺起来，符号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及社会价值才不断显现出来。符号学研究中真正危险的不是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围有多广，这个学科中涵盖的问题有多多，而是作为一名符号学研究者，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具体、明确、稳定的研究定位，总是在不停地追随所谓前沿的符号学研究方向，在纷繁复杂的符号学研究大潮中迷失自我。赵毅衡（2012：11）在谈到符号学在中国发展出许多“半文科”的科目（如经济、营销、设计、商标等）时认为，由于符号学在中国属于人文学科，因此对符号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必须在某个地方打住”，因为很多内容“不是人文社科的符号研究所能处理的”。王铭玉（2013：13）面对符号学研究对象的广博性，认为不应该去“寻求符号学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确定位，而是（要）立足于语言符号学”展开研究，使用符号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来对语言进行阐释。因此我们认为，对符号学的研究一定要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展开，这个范围可能是人文社科领域，可能是一直以来自己所从事的语言、传媒或文艺研究等领域。跨领域、跨学科的思维非常必要，在其他领域或学科汲取新鲜的知识也很有必要，但坚守既有的学科领域会更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
（3）从语言学到哲学的升华
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当多的研究者都是从单纯的语言研究转到符号学研究上来的，这显然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语言学在中国始终是符号学最重要的基地，也是中国学者做出最多成绩的领域”（赵毅衡2012：10）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的人员构成也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因为其中大多数成员都是来自国内语言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英语、俄语和汉语等语种。除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研究特色以外，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研究领域相对比较具体，如对汉字符号、艺术符号、传播符号等的研究。即便是一些进行理论符号学研究的尝试，也往往把自己限定在语言符号的层面（如王铭玉、丁尔苏、杨习良、陈勇等的研究），或者从宏观层面上对符号知识进行通俗的普及推广。（详见赵毅衡2012：10）然而，反观西方的符号学研究，许多国际知名的符号学学者都是从泛符号论的视角对符号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近些年来，国内高校邀请到很多国际知名的符号学专家前来参会、讲学或进行其他形式的交流，如J. Deely、A. Ponzio、S. Petrilli、T. Jappy、G. Sonesson，J. Liszka等，他们要么具有哲学或语言哲学研究的背景，要么致力于符号学理论方面的探索，其广博的知识与对语言及符号哲学问题的思考在让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者大开眼界的同时，也让许多人产生了困惑，感叹符号学研究边界的无限广阔，感叹符号学研究内容的繁杂不定。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需要认清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如前所述，中国的学者很多来自语言学研究领域，其对符号学的研究也往往是从语言符号出发，对偏离语言符号的更广泛的一般符号研究往往持警惕的态度；而西方符号学者很多来自哲学专业，或者符号学专业，而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极少。此外，对符号意义的阐释无论最初来自何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符号的内涵与外延自然就会不断扩大，从更为抽象的或者说哲学的层面讨论符号就会成为必然。因此，西方符号学研究的哲学倾向，一方面表明当今西方哲学对语言及符号学研究比较重视，另一方面显示人们已经从对语言符号的关注扩展到了对非语言符号及“万事万物”的关注，而这种探索倾向本身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属性。
四、结语
厘清中西符号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差异，并非是为了全方位地向西方符号学靠拢，一切以西方符号学研究之马首是瞻，而是要更清楚看到我们自己研究的基本状况，找准自己的研究定位，其中既涉及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有我们应该引以为自豪的长处。我们对符号的意义及关系的探究还不够深入，理论的升华或构建也还远远不够；但我们已经在汉字符号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传媒符号研究领域也独树一帜，俄罗斯符号学的研究也非常引人注目。总之，只要我们带着一种开放的心态，虚心学习和接受国外最新的符号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然后脚踏实地做好适合自身特点的研究工作，中国的符号学研究一定会有更加光明的前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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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赵毅衡. 中国符号学六十年[J]. 四川大学学报，2012（1）：5-13.
本科生课程：
综合英语（三、四年级）；普通语言学（三年级）；对比语言学（三年级）；英文写作（二、三年级）；
外报外刊（三年级）；英语国家概况（三年级）；
研究生（硕士及博士）课程：
普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前沿研究、认知功能语言学、语言与认知研究等。
1.“美国宗教世俗化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哲学战线》，1996（1）
2.“谈非语言交际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山东外语教学》, 1997（4）
3.“外语教学与文化导入浅议”，《外国语言研究》，1998
4.“Privacy．体距学．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1998（2）
5.“障碍性模糊语与非语言语义定位”，《山东外语教学》，1998（2）
6.“试论外语课堂教学中的自我评价”，《山东外语教学》，1998（4）
7.“语法与词汇关系新探”，《国外外语教学》，1998（3）
8.“和谐与冲突─试论非语言暗示对词义的修饰作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2）
9.“Nonverbal-‘非语言’抑或‘非言语’”，《外语教学》，1999（4）
10.“‘电话恐惧症’对英语语言交际能力培养的启示”，《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5）
11.“英美文化学习与素质教育”，《山东外语教学》2002（2）
12.“联想回指现象琐议”，《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1）
13.“间接回指的确认与语义网络激活扩散”，《外语学刊》2003（4）(人大复印资料04年第2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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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论常规关系在间接回指中的作用”，2004年上外《外语与文化》，吴友富主编
17.“论汉语N+N结构中中心词的移位”,2005年上外《外语与文化》，吴友富主编
18.“汉英间接回指形式对比初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1）
19.“‘框棂关系’对间接回指研究的启示”，《外语教学》2005（4）
20.“论语言语境对回指的限定作用”，《外语学刊》2005（5）
21.“论汉语N+N结构中中心词的位置”，《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6）
22.“论篇章距离对回指先行语可及性的影响”，《山东外语教学》2006（1）
23.“主题性：整体回指关系体现出的一种篇章属性”，《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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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概念匹配、回指释义与概念转移：篇章回指研究的新思路”，《外语学刊》2009（5）：92-96.
31. “论代词的间接回指功能”，《东吴外语论丛》（论文集），200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32.“模糊回指及其语用功能”，《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4）：1-4.
33. “伍尔夫《闹鬼的屋子》回指风格分析”，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1）：62-65.
34.“认知视角下转喻的修辞功能再考”，《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1）：22-27. （王军、唐毅）
35. “再论转喻的修辞功能”，《外语教学》，2011（3）：5-9.
36. “隐喻映射问题再考”，《外国语》，2011（4）：50-55.
37. “如何精确理解‘整体—部分”的优势顺序——兼论陆丙甫先生的分析方法，《外国语》，2012（1）：26-35.
38. “从演化指称看同指关系”，《外语学刊》，2012（1）：79-83.
39. “英汉有定与无定的图式特征”，《外语教学》，2013（1）：48-51.
40. “程式语与韵律”，《语言教育》，2013（1）：40-43.
41. “英语附着偏好影响性因素分析”，《山东外语教学》，2013（5）：30-35.
42. “国外传统韵律研究的最新进展及思考”，《外国语》，2013（6）：18-26.
43. “关于纹理隐喻理解的一项神经科学发现”，《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1）：11-15.（段春云、王军）
44. “错拼词及其基于能指所指关系的解读理据”，《外语教学》，2014（4）：20-23.
45. “认知语用视域下的概述回指分析”，《外语研究》，2014（4）：31-35.（周小涛、王军）
46. “包含复杂限定语的回指关系浅议”，《外语学刊》，2014（6）：37-40.
47. “回指的主题重构功能”，《山东外语教学》，2014（6）：29-34.
48. “英语替代中的预设与概念转移机制”，《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5（2）：1-6.
49. “模糊回指的体现形式与语篇功能”，《外文研究》，2015（1）：7-12.
50. “从汉语新词看意义的演变进化及其动因”，《山东外语教学》，2015（4）：34-39.（刘晓环、王军）
51. English-Chinese Oppositional Collocations: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 2015, 1(3): 80-97.
52. “新N1N2构式语义建构的认知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6）：11-15.（刘晓环、王军）
53. “名词性替代的概念匹配、释义与转移机制”，《外语教学》，2016（1）：20-24. （王军、段春云）
54. “错序句阅读的眼动特征及其认知理据解读”，《现代外语》，2016（1）:74-85.（刘晓环、王军）
55. “网络汉字叠加发挥汉字形象特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5日（第3版）（陶家骏、王军）
56. “逆向性搭配中的语义韵”，《外文研究》，2016（1）：1-10.
57. “基于‘主题角色--值’概念两分的同指与异指解析”，《苏州大学学报》2016（4）：168-175.
58 “‘回头’时间义项的认知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4）：168-175. （胡纯、王军）
59. The Intermediate Status of Superposed Chinese Sequences (SCS): An Ecolinguistic Perspective, 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 2017, 3(1): 125-142.
60. “基于语义标注工具Wmatrix的隐喻识别研究，《外语电话教学》2017(2): 15-21. （柳超健、王军）
61. “Way构式体对动词体压制的二维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17（5）：64-72. （周小涛、王军）
62. “英语动词替代的概念转移机制”，《外语研究》2017（4）：27-30. （李维滨、王军）
63. “构式语法视角下汉语逆向性搭配研究”，《外语教学》2017(3): 40-44. （刘佳、王军）
64. “‘符号’及符号学研究散论”，《语言与符号》2017（3）：3-10.
65. “广告话语中动态多模态隐喻的形式表征研究”，《外语学刊》2018（5）：47-52. （王小平、王军）
66. “语料库中的隐喻标注研究”，《外语学刊》2018（2): 35-40. (柳超健、王军、曹灵美）
67. Similarity, Metaphor and Creativity, 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 2018(3): 101-116. （王军、胡纯）
68. “形式、编码与赋意：论多模态隐喻的具身表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1): 122-128. (王小平、王军）
69."隐喻与转喻的基础性地位之争”，《外文研究》2019, (4):1-6.
70. On the indexical nature of language, 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 2019(4):47-70.
71. “英语禁忌词在逆向性搭配中的语法化动因和机制”，《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0（1）：18-25.(刘佳、王军）
72. “从语义关联层面看汉语的时间性特质”，《外国语》2020（4）：44-52.
73. “汉字的符号指称功能--以‘虫二’为例”，《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0（3）：16-21.
74.“从空符号的特点看文学的艺术性”，《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0（5）：1-10.
75.“认知语法视角下‘要’的语法化和主观化”，《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20（4）：33-39（周影星、王军）.
76.“关于名动优先的历时分析”，《外语教学》2021（2）：7-12.（赵晨宇、王军）
77.“论语言空符号中能指的缺失”，《外语学刊》2021（3）：115-121.（王军、李想）
78. On the Blankness of Blank-signs, Semiotica，2021,242:123-139.
79. The tenacity of culture as re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color term Qing, 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 2022(4) (Wang Jun, Guan Chenghui)
80. An aspectual account of constructions headed by unergatives and unaccusatives,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 9:2(2022): 401-428. (Zhou Xiaotao, Wang Jun)
81. “汉英语逆向性搭配对比分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2（6）：19-31.
82. “抗疫中战争隐喻的符号叙述学特征”，《语言与符号》2023（第10辑）：28-39.
83. “基于近邻聚类的词汇相似度测量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4（1）：32-39. （汤慧桃、王军）
84. “基于语义韵强度算法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语料库语言学》2024（21辑）：87-102. （汤慧桃、王军）
85.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s explored from a blank-sign perspective,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2025,21(2): 193-209.
86. “论语言空符号的张力”，《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25（4）：83-89.
专著：
《衔接的认知语用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年
《英汉语篇间接回指》，商务印书馆，2013年
《英语叙事篇章中间接回指释义的认知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
项目：
1. 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汉语篇回指的功能语用对比研究” （05BYY036），第二责任人。
2. 2005年，江苏省教育厅社科基金项目“名词性指称词语功能新论”（SK104505），主持人，已结项。
3. 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汉语篇间接回指对比研究”（07BYY008），主持人，已结项。
4. 2012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模糊照应的功能认知研究”（12YYB004），主持人，已结项。
5.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概念匹配、释义与连通的衔接功能语用研究”（13BYY149），主持人，已结项，等级优秀。
6. 2018年，名城名校—语言与符号学研究团队，经费80万，项目负责人。
7. 2020年，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重点项目“汉语符号意指系统研究”（20SWA-01），主持人。
8. 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空符号视域下语言的空性研究”（23FYYB017），主持人。
博士研究生招生方向：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言符号学
博士生：王劼 李维滨 周小涛 刘晓环 刘佳 王小平 李想 胡纯 柳超健 曹俊雯 林雪皎 魏笑阳 关承惠